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5-05-22 15:39:00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丁莉 广州报道
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已达到14.8万亿元人民币，它已经超过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等世界级湾区，成为中国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存在。
这艘“巨轮”，如何确保在新一轮科技浪潮中稳步前行？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必须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它由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等模块构成。这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在推进过程中，也无可避免遭遇传统产业尾大难掉、区域发展不协调、制度差异等挑战。但转换思维，挑战同时也是机遇。
5月20日，由国务院参事室主办、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承办的2025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在广州举办。当天下午，多位专家学者聚焦“加速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举行了圆桌论坛，多层次的产业与区域结构，使大湾区具备了调配多种资源协调互补的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承载着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期望。”国务院参事，中国侨联原副主席李卓彬表示，大湾区必须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背景下，实现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的根本性飞跃。
当下，大湾区诸市都在押宝新赛道——深圳在智能制造、机器人、5G通信设备等领域持续发力；广州依托汽车支柱产业向自动驾驶、低空经济跃迁；佛山推动制造企业上云上平台，建成一批数字化工厂……
无论是培育新产业、新业态，还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属性日益攀升。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蓝海涛通过数据对比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研发投入强度超过纽约湾区0.6个百分点，但分别低于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0.2个、2.8个百分点。但从2023年国际专利申请量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共计7.8万件，是东京湾区的1.5倍、旧金山湾区的1.7倍，纽约湾区的24倍。
这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效率更高。能够以较低的投入撬动较高的研发产出，这是其无可比拟的科创优势所在。
“那么，诸多科创要素中，究竟是什么才是最为重要的？”
在论坛末尾的自由交流环节，一位嘉宾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与会专家也给出了答案——人力资本。在他看来，只有人力资本的提升，才能使在区域内密集投入的土地、厂房、设备、技术、管理、数据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随着由高技能人才引领的技工时代的到来，要拥抱创新，粤港澳大湾区最紧要的是打造素质人才高地，推动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内培外引必须并重。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更多高质量的大学资源。蓝海涛提出，能否借鉴加州大学模式，推动清华、北大等在大湾区拓展分校，从而弥补其既往在工科人才培养方面的短板。
另一方面，引进国际人才至关重要。他认为，相比其他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在外籍科研人员占比上仍有差距，未来应注重招揽这一群体，扩大国际人才市场范围。
作为现代产业体系重要一环的服务业，尤其生产性服务业，也成为热议话题。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首席经贸专家屈宏斌认为，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反映着整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科技创新能力，是经济结构高级化的重要体现，数据显示，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占比普遍超过了80%，“而生产性服务业又是产业迈向高端的关键台阶，其作为产业之脑，企业之翼，通过知识溢出、技术渗透、模式创新，推动产业链向研发、设计、品牌等附加值环节延伸”。
在大湾区，各地也在强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关注。以广州南沙为例，2024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000万标箱，开通国际班轮航线167条，联通全球百余国家。以物流为代表的服务业对于外向型经济主导的大湾区至关重要。
港口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在这里催生出了完整的临港产业生态，形成了千亿级跨境电商产业集群，2024年保税进口总额突破1000亿元，以广汽丰田为龙头的汽车产业集群更是创造了年出口40万辆的成绩。珠三角发达的制造业为港口物流提供了货源，而后者则反哺前者产业升级，二者形成良性循环。
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广东海事局原局长梁建伟表示，据统计，每增加100万集装箱吞吐量，可带动GDP增加12—20亿元。
深圳前海更是典型案例。2024年，以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800多亿元，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为1500亿元左右，占前海服务业比重约64.3%，占当地整体GDP比重约49.4%。
在上游，华为落地前海的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将在关键技术领域赋能全行业；中游，微众银行提升跨界融合能力，为小微企业提供精准信贷，覆盖4300万家中小企业；下游，更多生产性服务企业还在深耕垂直场景，促进价值变现。
“更进一步，多层次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将在前海释放规模效应。”屈宏斌称，设立前海合作服务区，就是为了引入一大批服务业，带动整个湾区产业升级。
对横跨5.6万平方公里土地，涉及两个制度、三种货币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制度与发展水平差异成为其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双刃剑”。
一方面，大湾区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配置优化难度大，珠江东西两岸在经济体量、人均GDP等拉开明显差距。但在蓝海涛看来，从另一维度思考，这也为大湾区提供了囊括低中高的完整产业体系，各地优势互补，铸短板为长板。
他进一步解释，粤港澳大湾区更类似东京湾区和纽约湾区的结合，它既有以金融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又有发达的制造业，还有广阔的市场腹地，“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之所以在这里后发崛起，很大程度得益于梯度化的要素资源提高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效率，再通过这一广阔腹地中的不断试错，最终降低了成本”。
另一方面，粤港澳三地有着不同的制度优势和创新资源，三地深度融合至关重要。
例如，香港在技术研究、国际化资源整合方面独具优势，其科技、教育、人才、金融等既是大湾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又赋能湾区内地产业升级。
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政策组副组长王新春曾调研的一家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了公司，背后原因有两层，其一，该企业需要一笔巨额融资，而在香港进行PPP更加顺利；其二，其还看好香港的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以做好风险控制。
“通过打造总部经济，香港也能够为大湾区提升产业国际化水平、更深度参与到全球竞争与融合中去创造更好的条件。”他认为。
但制度差异增加了要素流动成本。多位专家均提出，大湾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需要跨区域、跨部门、跨主体的协同合作，规则衔接因而十分必要。
近年来，粤港澳科技合作机制日益完善，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联合实验建设有关规定，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广东省科研计划项目比例持续提升，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应用，为湾区制造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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